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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关将至，为版权焦虑了近一年的网易云音乐终于收到了国家版权局的大礼包。2月9日，国家版权局官方微信平台推送消息称，“国家版权局已推动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合作”。

2017年9月起，国家版权局约谈各互联网音乐平台和唱片公司，要求不得设置版权壁垒。5个多月后的今天，这件事终于有了标志性的进展。在国家版权局的推动下，两个平台“相互授权音乐作品，达到各自独家音乐作品的99%以上，并同意开展音乐版权长期合作，同时积极向其他网络音乐平台开放音乐作品授权”。

官方做了发言，做了最后的决定。光明的未来应该是固定的：“有利于网络音乐作品的全面授权和广泛传播，对维护网络音乐版权的良好秩序，建立网络音乐版权的良好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。”这真的是“有钱没钱，版权过年”的节奏。

消息一出，除了网易云音乐的学生，大量用户也欣喜不已。表面上看，网易云音乐近一年来的版权压力终于得到缓解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(TME)版权库的规模优势不复存在，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——有天上掉下来的东西，有你花钱买的专属资源被分流，无动于衷的东西。网易云音乐“有救”吗？

首先请注意版权局公告中的第一个关键词组：“独家音乐作品”。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不仅包括录音的著作权，还包括歌词和歌曲的著作权。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2017年买下的独家音乐作品为例，既有环球音乐的歌词、歌曲版权，也有其录音的版权。就各大数字音乐平台而言，最有价值的是录音曲库，不含封面的录音版权，所以“绝对有效版权量”是网易云音乐最值得关注的部分。

国家版权局公告中的“独家音乐作品”一词值得玩味。其中，除了最有价值的录音版权，还包括歌词和翻唱作品的版权。我们来关注第二个关键词组：“99%以上”。

其实“99%以上”的要求并不算过分。以前腾讯音乐娱乐官方对外宣称的独播音乐授权比例也是96%，这次多了几分。2018年数字音乐行业的发展，从业者的一个共识是，版权曲库的总规模不重要，有效数量才是关键。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：

前提一：到2017年6月，TME拥有1700万首数字音乐(俗称版权曲库)的代理权。腾讯从未透露过其独播版权的规模，但鉴于其拥有环球、华纳、索尼世界三大唱片公司的数字音乐独家版权，加上英皇、华谊兄弟、杰威尔、YG等多家唱片公司，以及李宇春、苏打绿、王力宏等艺人，总规模不小)，其独播曲库可能不少于500万；

前提二：对于音乐平台，大部分用户使用的核心曲库是3 ~ 5万首；前提三：根据版权局“互授99%以上独家版权”的要求，最多可以保留腾讯音乐娱乐1%的音乐版权；算一算：排除排他性，腾讯音乐娱乐最多可保留17万首歌曲；计算独占，估计最多保存5万首音乐。结论：核心关键曲库非常容易停留在未授权的1%范围内。

不要小看这1%。网易云音乐在2017年7月和8月下架了1%的歌曲，使得大量歌单变灰。而且oauth2.0即使有99%以上的版权，也意味着双方可以保留1%左右的独家核心曲库，这是为了保证曲库之间的差异性，否则就干脆下架。第三个关键词：“相互授权”。

这意味着不仅腾讯音乐娱乐的曲库需要向网易云音乐开放，反之亦然。网易云音乐获得数字音乐版权的并不多，包括avex、米漫传媒、科巴特音乐、风华唱片、田玉娥传媒等整体规模可想而知。所以，在“独播音乐版权相互授权”的要求下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奇观：腾讯音乐娱乐开放的独播版权数量远远多于网易云音乐。

额外的独家版权可以开放授权，但腾讯音乐娱乐不能免费授权，也不能亏本出售。网易云音乐能否买下腾讯全部99%的独家版权，取决于丁磊是否愿意出——。一个有可比性的数据是，腾讯2017年5月购买环球音乐的录音版权独家代理权，花费超过3亿美元。2017年4月，网易云音乐A轮融资规模7.5亿元。

所以在相互授权的要求下，考虑买卖的价格因素，即使是100%的oauth2.0，同行也不一定能全部买下。“99%以上”的要求更像是走过场。

一个确定的事实是，网易云音乐的处境至少没有2017年那么糟糕，但要完全取代其他音乐app还是很难的。毕竟没有和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互授的阿里音乐还有BMG、华研等百万版权库，而太合音乐还有摩登天空、文婧唱片等版权。版权局为大家打开了“互赠”的大门，但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：有感情没钱就别进来。腾讯音乐娱乐吃亏了吗？

在这次由国家版权局牵头的交易中，腾讯音乐娱乐似乎没有占到什么便宜，其实不然。关于版权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。长话短说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没有一个数字音乐平台会因为庞大的oauth2.0而流失用户，用户也不可能暂时只保留一个音乐App。

此外，腾讯音乐娱乐因为购买了大量的独特音乐版权，拥有庞大的曲库，即使开放了大部分曲库对外授权，仍然会被指责“垄断国内市场”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对于正在筹备IPO的腾讯音乐娱乐来说，“垄断”的指责是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。但现在，国家版权局通过软行政手段，甚至帮助腾讯音乐娱乐摆脱了法理和舆论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。